孙振华 | 参与式艺术,城乡进行时
参与式艺术,在国际上无疑属于当代艺术的前沿版块,在中国直到2010年以来,才开始得到艺术界、特别是雕塑界的响应。
指艺术家介入到特定的社会现场,运用混合媒介、事件性的活动或艺术手段,在原住民的共同参与下,相互对话、互动,完成艺术作品或事件和行为。
我们观察到,参与式艺术是2010年以来,雕塑界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越来越多的当代雕塑家开始深入乡村,将当代艺术、公共艺术引入乡村。例如,四川美院雕塑系的“羊蹬艺术合作社”项目;中央美院雕塑系在贵州“雨布鲁”的乡村公共艺术实践;西安美院在石节子村的艺术实践;广州美院雕塑系在大学城城中村进行的在地艺术实践等等……
参与式艺术所说的参与分为两个界面:一是现场人群对艺术创作过程的参与;二是艺术对社会现实的参与。因此,参与式艺术在实质上,是对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的功能和意义、艺术家的角色和身份、以及艺术创作方法论的一种重新调整。
下面介绍几个参与式艺术的案例:
参与式艺术在乡村
2012年,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焦兴涛教授和几位学生来到了贵州省桐梓县羊蹬镇,开始了参与式艺术的实践。桐梓古称“夜郎国”,向来是偏僻闭塞的代名词,因为交通不便,这里相对多地保留了一些乡村的传统手工艺和生活方式。
四川美院雕塑系师生的意图非常明确,来羊蹬不是扶贫、不是文化下乡、也不是鼓动乡村建设和社区自治,而是希望在乡村寻找一种可能。他们不预设目标,不预设前提,而是希望在和村民的合作互动中,让艺术自然发生。
—“羊蹬艺术合作社”的诞生—
他们首先和羊蹬镇的木匠开展了木工计划,看看这些传统手艺人的制作是否有成为艺术创作的可能。通过交流,一些手艺人在超出了实用目的之外,很自然的创作了他们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品让艺术科班出生的雕塑家感到格外新鲜,于是和当地工匠一起成立了“羊蹬艺术合作社”,还进行了“艺术赶场”等活动。
羊蹬艺术合作社的木匠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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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磴艺术计划“赶场”——“包装”:以钱易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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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花店变身“艺术馆”—
“赶场”之后,木匠冯师傅对羊蹬艺术合作社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他在羊磴镇有一家豆花馆,名叫“冯豆花”,愿意拿出来和艺术合作社一起尝试,将豆花馆变成“冯豆花美术馆”,这是2014年羊蹬艺术合作社的一个新创意。
这个所谓“美术馆”并不是让冯师傅把豆花馆腾空,拿出来当艺术的展示空间。恰恰相反,豆花馆照常经营,而艺术合作社只是不动声色地将艺术展示植入到豆花馆里,或者说,让豆花馆艺术化。这样,它就兼有了两种功能,一是日常餐饮行业的“豆花馆”;同时,又是展示艺术作品的“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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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雕塑中有一种创作方式,按照原物大小,采取照相写实的手法,创作出几可乱真的日常生活的物品,例如一个钱包,一顶帽子,一个手机等等。川美雕塑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几张有日常物品的桌子,如香烟、打火机、筷子、油蝶、钥匙等,然后把它和豆花馆原来的营业用桌进行调换,这样,艺术的桌子同时又担当了实际餐饮用具的功能,当代艺术也巧妙地被植入到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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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蹬艺术合作社和冯师傅正式签订了关于美术馆的合作协议:冯师傅无偿提供豆花店给合作社作为美术馆,合作社则负责向美术馆提供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在展示了一段时间之后,合作社负责更换新的艺术作品。
冯豆花的营业面积不过20多平米,只有四张桌子营业,这些雕刻的艺术品和桌面是连为一体的,当村民坐在这里吃豆花的时候,可以有一些让人惊奇的发现,食客可以近距离观看、摩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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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豆花变成了冯豆花美术馆后,镇上的居民纷纷赶来看热闹,过去,镇上从来未听说过“美术馆”,现在,一家豆花店摇身一变成为美术馆,依旧还是卖豆花,引起了居民极大的好奇。由于人气旺,冯豆花美术馆挂牌的当天,平日一天可能都卖不完的豆花在上午11点就全部卖光了。冯家很高兴,尝到了艺术的甜头,当然合作社也高兴,豆花生意好了,自然就有了更多的观众,二者双赢。
—西饼屋变身“美术馆”—
冯豆花美术馆成了镇上的一件新鲜事,隔壁的一家“果味香西饼屋”老板坐不住了,也找到艺术合作社询问,能不能做一个西饼屋美术馆?于是,又有了“西饼屋美术馆”。
西饼屋美术馆:先看展,再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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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故事—
在此之后,羊蹬艺术合作社还进行了《羊场板凳计划》,为赶场的乡民提供休憩之处;《朵朵葵花向太阳计划》,将重庆废弃的一个巨大的领袖头像模型运至羊蹬,和葵花种植一起,形成大地艺术景观;《河堤计划》,在羊蹬河两岸,利用现有资源,进行艺术创作……
羊蹬艺术合作社一直在坚持,随着介入的艺术家越来越多,形式和活动方式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有新意。例如,青年雕塑家陆云霞在羊蹬的一个艺术行为叫《收拾》,在征得房主同意的情况下,把农民凌乱的房屋按照艺术家的想法,在所有物件不增添、不减少的情况下,收拾一遍,让它产生焕然一新的效果。
02 社会实践教学:让艺术接地气
无独有偶,在四川美院进行羊蹬项目的时候,位处西北的西安美术学院则在甘肃省秦安县石节子村通过参与式艺术的方式,进行社会实践课的教学。
雪中的石节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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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节子村是典型的西北农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是比较贫穷。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雕塑家靳勒就是石节子村人,他有感于家乡的现状,回到乡村,被村民选为村长,试图利用艺术的方式,让村民的生活发生改变。他先后和全国各地的前卫艺术家一起,举办过电影节,办过摄影展,还在2009年在村里盖了一个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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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美院雕塑系教师王志刚、郭继峰等人,带领学生来到石节子村,分散住在农户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创作。通过这个课程,学生们了解了中国社会,了解了“乡情”,也创作了一批接地气的作品。
学生任磊的作品是,天天独自背碎石子上山,修复了一段由于水土流失而凹凸不平的道路;学生杨期坤的作品是“千里送水”。鉴于石节子村的村民常年喝的是储存在水窖里冬天的雪水、下雨的雨水,味道苦涩,他决定将西安城里的自来水背到石节子村里,让村民们尝一尝,当看到村民们喝道城里甜水高兴的样子,他又用西安的水做成了“期坤牌”冰棍,给村里人尝,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农村饮水问题的关注;学生马先通的作品叫“希望”。村里有个土地庙,他所住的村民家,常有人去拜。于是,他用一股五彩线一直从家里连接到土地庙,表达农户的精神寄托与希望。
03 “事件”介入为主,“物件(作品)”介入为辅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公共艺术工作室在贵州兴义雨布鲁村进行的“艺术介入乡村”也是一个教学项目,但是他们的角度变了,方法也变了。
雨布鲁村是一个自然村落,属于喀斯特地貌,大量的百年建筑在这个村里保留下来,全寨的整体面貌经过中央美院建筑学院吕品晶建筑设计工作室的优化保护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雕塑系学生的参与式创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公共艺术工作室主任胡泉纯和同学们是带着一堆问题来到这里的:
艺术是不是乡村的首要问题?农民对于所谓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是陌生的,艺术需要介入乡村吗?艺术介入的目的是什么?在乡村,艺术为谁而作?艺术家在和农民打交道的时候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姿态?艺术家在城里创作公共作品会有许多约束,那么他们在乡村是不是也会涉及到“权限”问题?
学生们通过访谈、影像记录、文字整理、手绘表达,对雨布鲁村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创作思路也逐渐浮现出来。通过调研发现,村民们除了生产劳动和家务外,日常交流并不多,他们实际上非常渴望有相互交流的机会。所以,艺术介入乡村的目标定位是以“事件”介入为主,“物件(作品)”介入为辅。
于是,他们在雨布鲁村实施了“场域扰动计划”:利用夜晚时段在村宗祠广场放电影,这些“电影”是学生自己拍摄的,拍的就是村民自己的生活,如天坑人家、雨布鲁人的吹拉弹唱、雨布鲁人的能工巧匠……小电影让村民之间有了更多的交流和沟通,村民们在这些“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生活。
“物尽其用——衣‘旧’出彩计划”:利用村民家中废弃但又舍不得丢掉的日常物品、旧衣物、各种容器等和村民一起制作布艺、盆景,发掘村民“原初”的创造力。
“物件计划”:在村里的公共空间和自然场域,制作和添加物件,以有用、环保、生态、可再生作为基本原则。在这个部份,他们是非常谨慎的,创作场地也越离村舍,避免造成“强制被动接受”的现象。例如《秸秆塔》,为了改变农村传统的烧秸秆,影响空气质量的旧习,作者将油菜杆堆叠起来,成为一座秸秆塔,以改变几百年来的农耕传统;《石皮树》也是对乡村陋习的干预。有同学在调研中发现,由于村里不让砍树,有的农民先将树皮剥去,让其干枯,最后达到砍伐的目的。为了制止这种行为,周振兴同学为一颗被剥掉树皮的枯树又加上一层石皮,希望通过坚固的石头来保护树木外表,使它不会轻易被砍伐。当然,石皮树只具有象征意味,但它表明一种态度,这件作品实际成为了受害树木的纪念碑。
04 蓝田计划:城中村参与式发展实验
与央美师生远赴千里之外的贵州进行参与式创作不同,广州美院雕塑系陈晓阳就在广州本土以及广州大学城所在的村庄进行参与式艺术实践。
早在2008年,广州美院雕塑系教师陈晓阳就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仁组织了“蓝田计划”,在广州附近的城中村和郊区村落进行田野调查和参与式发展实验。
—沥滘站:正在消失的坐标系—
2010年,他们和村民们共同举办的“沥滘站——正在消失的坐标系”在广州市海珠区沥滘村剩下的十三间祠堂中,最为破败的心和祠展出。沥滘村已有六百年历史,是个典型的南国水乡集镇,原有卫氏宗祠31间,后来只剩下了十二间,而且残破不堪。面对这个惨痛的现实,参与项目的自愿者们在这里一次次访问老者,用各种手段让过去的繁华和兴旺重现出来,试图让人们重建和历史上关于沥滘村的集体记忆。
沥滘站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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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展览利用文字、图表、老照片、旧式农具、家具、水车,重现了沥滘村的过去。他们甚至说动了族长,将只有在端午节才能抬出来的龙标,作为装置艺术的材料。展览的组织者、创作者也是村民,他们也出钱出力和志愿者一起办这个展览。展览中,村民卫家老人立叔绘制的《沥滘水系回忆图》和水车、风柜最受人欢迎。
沥滘水系回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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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亭村—
在沥滘村实践之后,应雕塑系要求,陈晓阳又开始带领系里的学生在大学城所在的南亭村开始了参与式的创作实践。
南亭村是一个有800年历史的岭南水乡村落,村里大姓关氏在南宋年间就移民到这里。在大学城来到这里的时候,整个岛与外界不同道路,仅凭船只往来,村民们在岛上过着怡然自得的农耕渔猎生活。大学城的到来,使原来孤岛的城市化,完全改变了居民的生态。(图片来自网络)
学生们围绕南亭村进行了社会调查,所有的课程计划希望一开始就能得到南亭村民的认可,能够就南亭村的历史记忆与现实矛盾和问题,站在艺术家的立场进行表达和呈现。在创作的物料上,也希望充分利用村里现有的物料。
课程结束时,学生们在村里办了一个展览,展览中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作品:例如《重归南亭》,用影像的方式重现关帝行乡神游的景象;《不存在的存在》,影像作品捕捉了岛上曾经的主人,那些野生动物穿越现在村落的镜头;《小天地》,关于南亭120间时钟酒店的调查……
广州大学城南亭村,村民们在认真读展览前言
图片来自网络
参与式的艺术活动,让村民和学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村民们甚至开始将每年9月的学生作品展视作南亭村绳武堂每年常规的活动,师生们也开始和村里其它红白喜事一样,每年办展览的时候,要提前申请排期。展览开幕,也会上香,禀告堂内各位祖先和神灵。让师生们深为感动的是,有一次布展时,一位村中的老者,搬着凳子,坐在展览前言下面,认真地抄写前言。
参与式艺术在城市
事实上,参与式艺术不仅发生在乡村,在都市里也有发生。城中村是个引人瞩目的城市公共话题,深圳城中村尤为突出,它对城市有什么意义?是不是藏污纳垢的场所,是不是应该铲除的毒瘤?这些时时成为城市讨论的话题。这些年,深圳的一些规划师、建筑师、社会学家、艺术家,一直用艺术和文化活动介入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深圳社会学家马利安、雕塑家张凯琴等人进行的“握手302”的活动,就是发生在深圳的参与式艺术案例。
握手302
图片来源:城中村特工队
这个活动源于这样一个契机:白石洲作为深圳最大、人口最为密集的城中村之一,列入了“城市改造”的计划,2000多幢农民房将被推平重建,白石洲的几万租户将面临搬迁的问题。拆迁在即,白石洲并没有马上出现大撤离的迹象,毕竟这里的区位优势太明显了,它毗邻华侨城,和深圳高新区只隔着一条深南大道,交通四通八达,这些对于在城区上班又没有房子的人来说,真是一个便利的地方,住在里面的居民自然愿意坚持到最后一刻。白石洲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小社会,里面乱哄哄,但生气勃勃,应有尽有。
俯瞰白石洲
图片来源:深圳新闻网
302是城中村白石洲上白石二坊49楼的302室,楼下是一个拖鞋店。一共才二十多个平方,之所以租这么小一间房子,是因为艺术家们本身的经济能力就有限,房子大了,他们的支付能力就有问题了。房子虽然小,但有了房子,在白石洲就有了一个行动据点,相当于一个楔子就此嵌入了城中村。
艺术家们为自己起了一个惊悚的名字叫“城中村特工队”,然而他们活动的名称则是温馨的,叫“握手302”。“握手”在这里是个双关语,他们所租的这栋楼,本身就是“握手楼”,从介入城中村而言,“握手”也意味着交流、对话和沟通。
握手302改变不了白石洲作为城中村终将要逝去的命运,它本身也并非是社会抗争运动,它试图通过文化、艺术来讨论并关注城中村现象,倾听对于城中村不同的意见,与城中村的居民一起互动。
当白石洲的拆建正在进行的时候,握手302呈现出了一种“重返城中村”的意向,这是一种逆向的行动,无论是作为怀旧也好,告别也罢,白石洲对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来说,都是一段抹不掉的城市记忆。
“纸鹤茶话会”,小房间里里外外布满了纸鹤,代表着希望。屋子里有一个小茶几,上面几杯清茶,不同身份、不同观点的人就在这里侃侃而谈,讨论城中村。
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关注代表城市未来的下一代。“特工队”利用室内和室外空间和城中村的孩子们一起玩,做游戏。他们组织了白石洲儿童戏剧工作坊,排练了话剧《物恋白石洲》,大人和孩子们一起演剧;他们组织音乐会,还组织了儿童算术比赛,比赛的内容与城中村的生活有关,例如,计算房租;他们举办了《白石洲超级英雄》的展览;他们还让孩子们制作了“白石洲趣图”……
《物恋白石洲》话剧海报
图片来源:UABB
《白石洲超级英雄》展览海报
图片来源:UABB
多年以后,也许参加过这些游戏的孩子们回忆起白石洲的时候,都会觉得在那里过了一段最有趣的日子,用作家马尔克斯的句法来说,那就是:“握手302”让这些孩子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回忆起他们在城中村的过去。
小结:
参与式艺术在中国城乡大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以上这些案例不过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当代艺术越来越体制化、商业化的今天,参与式艺术或许为今天的艺术家寻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同时,如果它能够高度介入到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中,将对城乡建设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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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孙振华
作者简介:
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国雕塑》主编、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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